2019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 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4.7亿

新华社杭州4月23日电(记者段菁菁、冯源)4月23日第25个“世界读书日”,记者从首次在线上举办的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上获悉,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7亿,人均电子书年接触量近15本。

伴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中国人获取知识、信息的主要方式。在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7亿,人均电子书年接触量近15本,接触20本以上电子书的用户达到53.8%,每周阅读3次及以上的用户占比达88.0%。

阅读新风尚带动产业繁荣发展。白皮书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88.8亿元,同比增长13.5%,其中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95%,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今年春节期间,移动阅读App日均独立设备数为1.3亿台,超七成用户表示在阅读上花费的时间比平日长出许多。

白皮书同时指出,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内容创作者规模继续扩大,已达到929万人。其中,年轻作者快速成长,“90后”作者占比高达58.8%。内容上,立体多样的现实主义题材更受用户欢迎,都市职场、青春校园、历史军事类网络原创内容受到热捧。改编上,在覆盖人数Top10的电视剧中,文学IP改编作品也高达九席,成为影视剧本的最大内容源。

白皮书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数据来源基于面向全国20多家主流数字阅读平台和企业开展数据采集和深度访谈的产业调研,以及从全国209个城市获得的91647份有效样本的用户调研。

光明日报:数字阅读产业发展新趋势解析

当下,在地铁通勤路上,拿出手机阅读电子书早已成为潮流。从纸质书到电子书,从实体书店到线上书店,阅读本身没变,阅读方式却在日新月异。随着电子书、网络小说的出现,阅读对象开始数字化;随着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的推出,阅读方式的数字化也在不断迭代。随着5G、直播、虚拟现实(VR)等技术的发展,数字阅读将迎来哪些新变化?虚拟与实体、线上与线下的阅读会如何进一步融合?

科技助力打造全息、全场景阅读

进入云VR书店,漫步于钟书阁、晓风书屋等“网红书店”实景中,体验书店陈设空间之美,挑选购买喜爱的知识内容与产品;通过5G技术获取超高清无损音质的听书资源;在全息、全场景中获得分角色、分场景的沉浸式AI听书体验……如今,随着数字阅读产业的迅速发展,这些线上阅读场景已经逐渐走进了现实。

近日,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开幕。大会首次采取线上虚拟会场形式,全方位展现出5G给数字阅读及泛文化行业带来的变化。除了云逛VR书店之外,参会用户还可以观看大咖直播“带货”、听名家在线朗读、云选购IP衍生品、云体验最新5G科技等。数据显示,数字阅读云上大会举办前三天,云端参会人数就已超过2000万人。

近年来,数字阅读产业发展进程不断加速,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用户规模大幅增长。《2019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行业市场整体规模达到288.8亿元,增长率为13.5%,总体用户规模则达到4.7亿,用户为电子书付费的意愿也有大幅提升。在今年春节期间,移动阅读App日均独立设备数为1.3亿台,超七成用户表示在阅读上花费的时间比平日长出许多。

“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4.7亿人的背后,一方面是行业的宏观政策促进了更多的优质数字阅读作品产出,从题材、内容创作的源头上进一步释放了优秀作品的潜能。另一方面,随着行业数字化的升级改造,各类阅读平台呈井喷式发展,内容及阅读形式的多元化选择也造就了市场新一轮的需求扩张。”咪咕阅读相关负责人分析说。

在推动数字阅读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多地已经出台扶持政策。海南整合资源打造数字阅读平台,推出数字馆藏资源、数字农家书屋、电子阅报屏,拓宽了数字阅读渠道;浙江提出,充分发挥杭州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集聚效应和中国网络作家村优势资源,不断推动浙版网络文学走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之路。北京、上海、四川、江苏等地也针对扶持网络文学创作、拓展在线文娱产品链出台鼓励政策。

数字阅读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助力。随着新技术、新模式的兴起,手机、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电子设备的跨屏互联,音频、视频、直播以及VR\AR\MR等沉浸方式的跨场景交互,推动知识传播不断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在科技助力下,阅读的媒介与场景边界愈发模糊,全息、全场景的阅读模式,成为数字阅读未来的主流发展趋势。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指出:“高质量的数字阅读,有赖于优质出版内容与先进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要主动适应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规律,重塑生产传播流程,探索多样化数字阅读实现路径和方式,真正实现从相‘加’迈向相‘融’。”

依托5G超高网速、超低时延、超大连接等特性,更多细分及垂直的阅读领域得以萌发、进步。在听书领域,音频内容、智能耳机使阅读完成了从“可看”向“可听”的蜕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日渐成熟使数字阅读进一步从“可看”向“可视”进步,满足了读者对抽象概念和模糊场景的具象理解。

云上VR书店拓宽实体书店发展空间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后,实体书店的生存陷入风雨飘摇中。在疫情的最艰难时期,单向街书店发出的一封名为“坚持了15年的单向求众筹续命”的求助信将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展示在大众面前,客流量锐减、销售量下滑、门店租金压力等问题成为实体书店全行业面临的困境。而在图书零售市场,实体店图书销售量也不容乐观。

面对疫情带来的生存考验,许多书店主动走到线上开启自救。日前,白岩松以180分钟直播加连线的方式,点对点扶持六家民营书店。在直播中,西西弗、言几又、钟书阁、泉州风雅颂书局等书店展示了各自的品牌特色,带动书店销售。此外,通过直播“云打卡”逛店、线上讲座、作家对谈、新书发布等活动,为疫情下客流量不足的实体书店吸引到了更多的读者。线上化的拓展为实体书店经营带来了新生机,让许多书店“撑住了”,也让书店经营者对书店经营模式产生了更多思考。

在数字阅读云上大会期间,数字化书店有了更深层的发展和创新。中国移动云VR携手咪咕中信书店打造的云上VR书店真正将线下书店“搬到”线上,读者在云上VR书店内可以选购纸质书、电子书,开拓出“实体+云上”的书店发展模式。而云上VR书店内提供的5G富媒书,则融合了3D动画、视频音频、环绕图文等多种富媒体形式,让阅读实现了全时空、全场景、全介质的交互,大大丰富了用户的阅读体验。

当前,数字阅读正在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习惯,对许多读者而言,使用kindle阅读器、微信读书App阅读电子书,通过喜马拉雅App听书已经成为新的阅读潮流。

日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均有所增长。而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倾向手机阅读的读者比例上升明显,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下降。

数字阅读在发展前期确实给实体书店带来了冲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升国认为,实体书店需要利用新技术努力实现线上线下融合,提供全渠道商品和服务的平台。实体书店应通过线上营业生产自己的内容、打造自己的产业链、开发“私域流量”,自觉利用网络的影响力、辐射力,把流量带到线下。

数字化技术延伸了实体书店的销售模式,也为读者拓宽了阅读场景。展望数字阅读的未来发展前景,咪咕阅读相关负责人说,未来传统纸书也许会借助数字化技术,融入数字阅读功能,如扫码听书、AR阅读等,以此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并通过网络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数字阅读也可以通过将优秀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出版为实体书,延长作品的生命和效益,并不断强化优质出版内容储备。

“我们不应该把数字阅读与传统纸本阅读对立起来,而要看到它们在提高阅读效率、促进全民阅读等方面的积极价值。”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吴才唤说,目前,5G移动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正在走上数字阅读的“前台”。新一代移动终端在携带方便性、功能齐全性、阅读趣味性上呈现强大的生命力,它将与传统纸本文献一起成为读者的可靠选择。

数字阅读具备更为多元的盈利模式

近日,阅文集团与平台签约作者之间的争议成为风口浪尖的话题,免费阅读的盈利模式、作家著作权、作品版权等问题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面对争议,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和执行董事程武表示,将在保持、巩固既有付费阅读模式的基础上,通过业务模式升级,在拥抱新技术和产业互联网层面打开更多元的价值空间。

当前,人们为知识付费的意愿不断增强。在数字阅读领域,读者对于付费阅读的意愿也呈现增长势头。《中国数字阅读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数字阅读用户平均愿意为单本书支付18.9元,50%用户愿意为单本电子书付费20元以上,付费意愿继续提升。

“除了消费观念转变,用户愿意为知识付费,为创作者的成果付费外,数字阅读自身在内容和体验方面的日益完善,也吸引了用户愿意为优质内容付费。”咪咕阅读相关负责人分析说,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付费阅读市场目前缺乏统一的标准,同时需要加强付费后的内容和用户服务。这就要求付费阅读在内容上作出精品,在体验上进一步优化。整个行业也需要共同努力,制定相关服务标准和准则,实现产业和市场的规范化。

除了付费订阅之外,近年来,数字阅读的盈利模式向更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数字阅读行业订阅收入占比60.8%,订阅收入仍为主体。版权收入占比28.9%,然而其增幅显著,较去年同比增长达到164.5%。

近年来,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版权得到深度开发和多重使用,有力地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许多优秀的原创精品IP已经成为诸多游戏、影视、动漫等文娱产业的源头活水,承担着为多种业态赋能的作用。这同时对原创作者的创作也有着激励作用,可以促进新鲜“血液”的制造并推动整个行业良性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分析,鉴于数字阅读的内容碎片化、互动化等独有特征,未来盈利点宜着眼于内容优化、阅读体验改进、精准且快速的更新和传播方式以及与电商等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形成内容订阅、广告、衍生、应用等多个层次的结构化收入。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0日 05版)

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与竞争格局分析

近年来数字阅读用户不断增长的同时,数字阅读用户的阅读和付费意愿也在逐步提升,2019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人均纸质图书接触量为8.8本;人均电子书接触量为14.6本,其中接触20本以上电子书的用户比例达到53.8%。

在电子书付费方面,2019年数字阅读用户平均愿意为单本电子书支付18.9元,50.0%的用户愿意为单本电子书付费20元以上。

数字阅读用户的阅读和付费意愿较高

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数据显示,近年来数字阅读用户的规模不断攀升。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达到4.7亿,较2018年同期增长8.8%。

图表1:2011-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增长情况(单位:亿,%)

在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不断攀升的同时,数字阅读用户的阅读和付费意愿均较强。2019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人均纸质图书接触量为8.8本;人均电子书接触量为14.6本,其中接触20本以上电子书的用户比例达到53.8%。

同时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数据,2019年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

图表2:2019年图书阅读与接触量情况(单位:本)

在电子书付费方面,2019年数字阅读用户平均愿意为单本电子书支付18.9元,50.0%的用户愿意为单本电子书付费20元以上。从总体上来看,数字阅读用户每月花费在购买电子书上的费用为37.8元。

90后用户占比最大 70、80后月均花费最多

在数字阅读用户中,90后(30岁以下用户)用户占比最大,占比超过50%;在月均花费方面,70、80后在数字阅读方面的月均花费最高,达到45.7元。

图表3:2019年数字阅读用户年龄结构与月均花费情况(单位:%,元)

三线城市用户量庞大 一线城市用户付费意愿最高

在数字阅读用户地域分布方面,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占比最大,达到54.8%;其次是新一线/二线城市,用户占比达到34.6%;一线城市用户占比为10.6%。

在付费意愿方面,一线城市用户付费意愿相对较高,达到88.7%,平均每月花费43.4元,倾向于为作家/出版社名气以及独家首发付费;新一线/二线城市用户付费意愿为87.9%,平均每月花费40.9元,倾向为朗读等附加功能付费;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付费意愿为84.8%,平均每月花费35.8元,倾向为符合自己喜好的题材类型付费。

图表4:2015-2019年数字阅读行业版权收入占比(单位:%)

数字阅读用户对作品质量的评价首要在于故事完整性

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统计数据,在数字阅读用对于作品质量的评价,首要因素是故事的完整性,其次是情节创新型,排在第三位的是文字表现力。三者的占比分别为85.5%、80.7%和75.2%。

互联网时代催生知识产权制度变革

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征求意见稿)。该批复只有5条内容,主要涉及知识产权权利人、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和网络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具体问题上,如何相互分工和配合的问题,并且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

从这一正在征求意见的批复内容中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知识产权权利人、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经营者和网络平台三方主体,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达到最合理的效果仍然是较难的问题。今年5月21日,美国版权局也发布了一个关于美国版权法第512条的报告,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有关版权侵权责任中的“避风港制度”和“通知—删除责任”的规定,如今已无法满足当初立法时力求达到各方权利与义务平衡的目标,因而建议美国国会修订法律。

  知识产权的权利信息更加复杂

权利的本质是向义务主体传递信息,义务主体通过对权利信息的判断和解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权利主体的意志,形成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有序关系。这一理想状态的形成需要若干条件,一是权利信息能够清晰、准确和及时地传递给义务主体。二是义务主体能够正确和及时地解读该权利信息。三是义务主体能够理性和自觉地尊重权利信息并指导自己的行为。这三个条件都不容易满足,一方面权利信息的传递是有成本的,而且还受信息技术的各种限制;另一方面义务主体解读权利信息往往需要专业知识,是需要付出时间;还有就是即使前两个条件都满足,义务主体也有受到利益的诱惑而并不尊重权利信息的可能性。这些情况在网络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与物权等传统的财产权相比,知识产权的权利信息更加复杂。物权中的所有权信息主要是通过对物的占有来传递,但知识产权是对信息享有的权利,这些信息却不是被权利人独占而是与公众共享的。例如,专利和商标是通过登记或者注册来公示的,而版权作品则通过发表公之于众。促进信息的共享与传播恰恰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制度设计,权利人就会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来保护其利益。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将信息向公众公开但是却禁止公众对这些信息的某些使用,以使得权利人在一定期限内可以独占这些使用方式,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与物权相比,知识产权对义务主体的素质要求更高,既让义务主体能够充分地获得这些信息,又禁止义务主体对这些信息的某些使用。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专业主体的法律制度,是企业和律师团队来理解和处理的信息,并且需要国家公权力来积极维护。

  网络使知识产权的权利信息处理难度更大

网络自媒体使得知识产权的信息传播从专业主体到达每个人,这些网络用户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信息,不论是作品、专利信息还是商标信息。但能轻易获得这些信息的普通大众,需要按照复杂和专业的知识产权制度来合法地使用这些信息,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复杂和专业的法律规范需要公众来理解和执行,这种制度成本也太高了。

为解决这一矛盾,各国知识产权制度都赋予了网络平台监管责任,希望通过网络平台这一相对专业的主体来帮助处理权利信息,并将信息准确和及时地传递给相关义务主体,这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这一批复的背景。但网络平台既不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也不是直接的义务主体,仅仅因为法律要求其承担一定的监管义务,如监管不力可能要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也就是说,网络平台并没有积极处理权利信息的内生动力,而主要是为了规避可能的侵权责任,除非平台上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已经损害了该网络企业的声誉或者股价。

因此,在缺乏内生动力的情况下,只能依赖外力来强化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包括在民事案件中提高网络平台的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也有这样的倾向;我国行政主管部门也对网络平台不断提出要求。于是,网络平台便在权利人、网络用户以及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打太极拳”,希望能够对各方都有平衡和安慰,但是并没有找到一个体系性的、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在美国、欧洲和中国,情况都大致如此,所以美国版权局才有了呼吁美国议会修改版权法的报告。

  知识产权制度亟须实现重大创新

诞生于工业社会的知识产权制度已不再适应网络经济,是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尤其在版权领域更为明显。版权制度是赋予权利人一系列权利来限制版权所保护内容的传播和使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版权权利清算到哪一步,版权所保护的内容便传播到哪一步。传统版权交易中,权利的清算者和版权内容的传播者几乎是同一群人,他们主要是出版社、唱片公司、拍卖公司、发行商、表演机构和广播组织,他们控制了版权内容的传播渠道,也同时负责版权的清算,意志和行为因此是统一的。而其他个人对版权内容的各种使用在版权法上几乎都是被允许的,因为这些使用都是琐碎的,对市场影响不大,而向他们行使版权相对成本很高。

网络技术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环境中创作、使用和传播任何接触到的内容,例如网络上的字幕组行为等等。这些行为的共同特征是版权内容的传播和版权清算发生了分离,传播者是使用自媒体的广大网民,权利清算者还是那些专业机构,权利清算是复杂和缓慢的需要专业人员来处理的法律过程,而网络传播则是广大网民通过代码技术瞬间完成的,两者之间的效率性根本不在同一维度。这意味着工业时代的版权制度已经很不适应网络时代的市场效率了。

如果知识产权制度在网络经济中已经失去了效率性,那么它就必须做出重大变革,而我们现在的困境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相信整个社会正在积蓄力量,寻找商业机会和技术突破,从而实现制度上的重大创新。我们也期望,区块链或者AI等技术的兴起会彻底改变版权市场的运营模式,在新范式下,出现更有效率的权利清算体系和商业模式来取代工业时代的版权制度。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吴伟光)

疫情期间阅读调查—— 数字阅读 势不可挡

        今年疫情让人们待在家里时间开始增多,不少人开始通过阅读来消解焦虑与恐慌情绪。读者在特殊环境对阅读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阅读本身。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张志强与他的团队在疫情期间以问卷调查的形式,第一阶段对8000多位读者进行调查,发现人们的阅读时长在增加,对电子设备阅读依赖逐渐加深的同时却也影响其对深度内容的需求。
张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疫情期间,假期延长,大家足不出户,有了足够的时间读书,为培养社会的读书习惯起了积极的作用。“从阅读调查的第一阶段结果看,66.80%的被调查者认为阅读时间比以前延长了,但也有22.74%的人认为阅读时间没有变化”。
调查显示,另一个现象就是电子书的阅读趋势势不可挡。阅读调查中,问卷询问了被调查者接触纸质图书、报纸、期刊的时间和接触手机、电脑、iPad等电子产品的时间。第一阶段的结果显示,纸质媒介接触时间集中在两小时以内,数字媒介接触时间则集中在3—4个小时。54.01%的人选择看电子书刊多一些,25.1%的人选择纸质书刊多一些,15.75%的人纸质书刊和电子书刊一样多。毫无疑问,数字化阅读占据了主流。
张志强分析认为,疫情期间纸质图书的物理流动受限,导致电子书的畅销。“大众类的作品,民众能轻易地在手机、iPad或电脑上看完。疫情期间,出版社出于社会责任的考虑而免费开放了数据库,出版的数字产品,因疫情的影响而得到普及。”
在张志强看来,数字阅读习惯的逐步培养使得数字出版物权重增加,也会加速出版产品的数字化转型,“疫情期间电子书出版以更新内容的速度和阅读的可得性见长,依旧是未来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领域”。
此外,张志强指出,每次出版技术的变革,改变的仅是出版形态或出版方式,并促进了内容的普及,“在线上阅读的新版图中,有声读物、社交媒体平台、知识服务平台等新的产品形态,倒逼数字出版产品进一步重视知识服务和社交阅读,在场景化、平台化、沉浸式方向上做出更大创新”。
这种创新为阅读带来机遇,张志强表示,互联网技术急速变革迭代,技术推动新的阅读选择涌现,产生一系列新的阅读方式,促进着阅读的发展,“除了传统的纸质和电子书阅读外,社交媒体阅读依旧是重要的方式,短视频平台、资讯聚合平台的接触面逐渐提高并已超过有声书,阅读选择从文字到声音再到影像,出现了混合共生的局面”。
在拥抱机遇的同时,这也为阅读带来了挑战。张志强表示,疫情期间,由于民众更加依赖电子设备,短视频传播更快地普及,“这中间既有轻松、搞笑的,也有知识性的、趣味性的,调节了大众疫情期间的生活,但也进一步挤占了社会公众的阅读时间”。
这种挑战也体现在内容分化与版权挑战上。张志强认为,由于内容的差异、呈现方式的差异,未来大众出版将以电子书形式为主,教育出版可能是各占一半的格局,但专业出版领域,除了工具书等不是以读为主的书籍,可能纸质出版要优于数字出版,“就像我们在手机上可以轻易地读完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但可能很难看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柯朗的《微积分和数学分析引论》”。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 张君成)